作者 孙友松 广东工业大学
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经济和科技事业得到快速发展，国家的发展、科技的进步，制造技术是基础。作为制造技术的重要组成部分，锻压技术的发展，也是举世瞩目。想当年，为自制的一万二千吨水压机，全国人民着实自豪了好多年；看如今，万吨机已经不足为奇，遍布全国各地。2013年，我国自制的八万吨液压机正式投产，打破了俄罗斯保持了半个世纪之久的巨型压力机吨位的世界记录。载人飞船、大飞机、核电机组、高铁……我国近年来那些令国人骄傲的科技成果中，无不包含着锻压人的智慧和光芒，例如大型核电机转子的整体锻造、高合金厚壁管的挤压，飞机钛合金关键零件的模锻等等。当你为中国高铁走向世界而骄傲的时候，你是否知道那漂亮的流线型车头的外形优化和整块钢板冲压成形就是我国高铁技术的重大创新之一呢！
抚今追昔，我国锻压事业的进步，离不开老一辈锻压专家的艰苦奋斗，想到那些老一辈的锻压宗师，在我脑海里留下印象最深的就是华中科技大学的黄树槐教授，他是我国老一辈锻压人的杰出代表。他对国家的忠诚、对锻压事业的热爱、为科技事业孜孜不倦，毕生为之倾情刻苦奋斗，皓首穷年在这块园地辛勤耕耘的精神，是我们永远学习的榜样。
黄树槐教授1930年2月出生，湖南省宁远县人。1952年毕业于武汉大学留校任教，1953年院校调整，来到当时刚组建的华中工学院工作。1955年至1958先后在哈尔滨工业大学、清华大学进修。1964年至1984年历任华中工学院锻压教研室副主任、主任、机械工程研究所所长、机械工程系主任。1984-1993年任华中工学院院长、华中理工大学校长。他还曾任湖北省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中国机械工程学会常务理事、中国机械工程学会锻压学会理事长、全国高等学校锻压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黄树槐教授1952年参加工作直至2007年因病去世，在锻压领域耕耘了整整55年。正是：矢志献科技，勇攀高峰功告成；倾心育桃李，甘做春蚕丝吐尽。
志存高远 胸怀天下
黄先生出身军人世家，祖父是清末湘军将领，曾参加镇南关抗法战争。父亲是原国民党少将，但早就解甲归田，不问政事。由于黄先生是长子，参加工作后父亲一直与自己同住，在那些“极左”的年代，所受的压力可想而知。但这并没有影响他热爱人民、报效祖国的赤子之心。黄先生从小就受家庭“读书救国、振兴中华”的熏陶，满怀“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抱负，刻苦攻读。新中国成立不久，他大学毕业成了一名人民教师，怀着崇高的理想，积极投身教学和科研，最大限度地发挥出自己的光和热。文革后，经过拨乱反正和落实知识分子政策，极大地激发了他的政治热情，更加坚定了跟党走，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1979年，他终于实现了自己的夙愿，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那时我正在学校读研究生，当时《华中工学院》校报还就此专门发表了一篇评论，题目为“黄树槐入党了”，作为出身不好的知识分子追求进步的一个典型来宣传。
记得改革开放之初，我们这批刚从十年桎梏中解脱出来的青年学生还恶梦初醒，心有余悸，未免缺乏自信。有次我们几位同学与黄先生闲聊时，议论到我国大学校长什么人当较好。有同学说，根据我国国情，学者恐怕难以胜任大学校长之职，还是由政治家当比较合适。但黄先生却不以为然，他说学者也可以当好校长。后来在1984年，黄先生还真当上了华工的校长，想不到当时闲聊的话竟成现实。尽管当时黄先生还只是一位普通教师，但先生志存高远，以天下为己任，早有“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干一番大事业的凌云壮志。在此之前，朱九思老院长治校有方，罗致人才，重视科研，为华工的腾飞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黄先生在其8年的校长任期中，励精图治，狠抓学科建设，使华工的办学水平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赢得了“学在华工”的美名。黄先生任校长期间，是华工发展的最好时期之一，学校实现了跳跃式发展。1988年，华中工学院改名为华中理工大学，后又经合并，改为华中科技大学，由单一的工科院校发展成为了一所综合性大学，并进入了全国名牌大学的行列。承前启后，开拓进取，黄先生为华中科技大学的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在学校发展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章。
黄先生常教导我们，知识分子要以自己的知识来报效祖国，建设祖国，以祖国的繁荣昌盛为自己的最高理想。他这样教导我们，自己也是这样实践的，他以自己的辛勤劳动，在锻压界建立了一座丰碑，为我们树立了榜样。教学上他言传身教，呕心沥血，培养了大批锻压专业的优秀人才，遍布世界和祖国各地，不少人都成了行业的骨干和精英，为锻压事业的繁荣做出贡献；科研方面他辛勤耕耘，硕果累累，在锻压领域获得诸多开创性的成果，获国家发明奖、科技进步奖4项，还有众多的省、部级奖励，2004年获“何梁何利”奖，科技成果转化的直接经济效益超过6亿元；八年校长任期，他鞠躬尽瘁，为学校的发展做出卓越贡献。他还长期担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材料学科评审组成员、召集人，为我国培养高层次工程科技人才学位制度建设作出了贡献。
辛勤耕耘 硕果累累
黄先生选择对国家的经济和国防建设具有关键作用的锻压装备作为自己的主要研究方向。文革刚结束，他和同事们就开展了螺旋压力机的研究，并在1978年的全国科技大会上获奖。不久，又针对我国军用飞机发动机叶片成形的需要，开展了液压螺旋压力机的研究，发明了一种工作可靠、能承受冲击载荷、传动效率达95%的大扭矩螺旋式液压马达，从而研制成功有特色的低成本液压螺旋压力机并实现产业化，使叶片的锻造公差减少了57%，1980年获国家发明奖，这也我国锻压设备首个国家发明奖项。
在上世纪60年代，数控技术在国际上出现不久，在国内尚属凤毛麟角，国内锻压界更是知之不多，极少应用。当时，黄先生就“斗胆”承担了国家的快锻数控水压机研究项目，而且漂亮地完成了任务。在我国首次研制成功动作时间仅6ms的快速阀，并在实验室条件下首次实现锻造水压机组的数字控制和微机控制；围绕在高压、大流量、换向频繁（80次/分以上）条件下，对重达近百吨运动部件进行快速、平稳和精确控制等技术难题，开展了液压冲击、控制、仿真等基础研究。1982年实现了开关式液压系统模糊控制，这是国内外最早取得的液压系统模糊控制成果。通过研究阀的启闭规律对系统快速性和平稳性的影响，提出了正弦启闭控制策略，解决了恶劣环境下系统的可靠性问题。与兰州石油化工机器厂合作，1995年开发成功8MN快锻水压机组，实现了从炉内出料到锻成成品全过程的机械化和自动化，改变了落后的生产方式和劳动条件，大幅度提高了劳动生产率，控制精度达±1mm。在开鉴定会时，专家们看到实验室里水压机—操作机数控联动，全自动化操作，都惊叹不已。这么先进的东西，只能在外国杂志上看看照片，现在居然在华工实验室看到了实际操作，而这一切都是我们自己干出来的！ 1997年该项目荣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黄先生是学机械出身，但对电力电子、控制也有很深的造诣，1965年以来一直从事机电液材料多学科交叉领域的研究，1989～1992年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机械制造若干关键技术基础研究”时，针对我国硬件基础薄弱、按照国外模式采用专用体系难以形成产业，并预期到PC工控机将有很大发展前景，率先提出“PC平台、软件突破”，避开硬件瓶颈发展我国数控产业的技术路线，研制成功样机，得到国家计委高度重视。与周济教授共同承担八五重点攻关项目“高性能数控系统的研究与开发”，研制成功华中I型系统，打破了国内数控领域“洋品牌一统天下”的局面，为促进国产数控技术的发展做出卓越贡献，现在华中数控已经发展成为国内颇具影响力的数控产业基地。他还主持完成八五重点攻关项目“锻压机床通用数控系统”，开发成功多种数控锻压机床。这些成果2000年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黄先生对世界成形加工新技术的发展动向具有是分敏锐的洞察力。上世纪80年代末美国科学家发明了快速原型RP(RAPID PROTOTYPING,即现今的3D打印）技术，黄先生立刻感觉到，这是一项具有革命意义的新技术。他马上组织队伍进行研究，并很快取得成果，1995年就在北京首次展出自主研发的快速成形机，成为我国这一新技术的开拓者之一。2000年完成RP的国家863重大项目，在主机、控制、材料等方面实现创新，克服了LOM制件强度低、易变形和采用该工艺难以制作复杂薄壁件等缺点，提出容错切片、网格划分自适应等理论和方法。开发出功能强大的成套数据处理、工艺和控制软件，解决了国产激光器连续运行功率不稳定问题，大幅度降低了设备成本。成功开发出薄材叠层（LOM）、粉末烧结（SLS）光固化(SLA)三种快速成形机以及反求设备、快速制模设备，形成成套的快速制造技术和装备。为解决运行成本高的问题，他还主持研发出价格低廉、性能优良的三种类型快速成形的配套材料并实现批量生产。他所创立的产学研一体化的滨湖公司现在已经成为我国3D打印产业的重要基地，在大型企业国际招标中屡屡击败国外著名公司中标，产品广泛应用于工厂、科研部门、军工和高等院校。相关创新获4项发明专利、10项实用新型专利，2001年获国家科技进步2等奖。黄先生和他的团队的辛勤劳动，为提高我国在这一领域的国际竞争力做出了重大贡献。
建设团队 异军突起
要取得创新性的成果，必须依靠集体的力量，工程技术的创新尤其如此。致力于建设一支优秀的创新团队，这是我从黄先生身上看到的宝贵精神。建设好团队，不但要自己要起模范带头作用，带着大家干，而且要关心爱护同事和属下，团结大家一起工作。作为老一辈的学科带头人，黄先生不但身先士卒，科技攻关时冲锋在前，而且处处关心他人，实实在在地解决课题组同志在工作、生活中的困难。记得还是在读研究生的时候，黄先生正带领课题组开展快锻液压机的课题，黄先生家住校外，但仍和大家一样，经常彻夜加班，不能回家，常常错过开饭时间，晚上下碗面条充饥。有的老师出差在外，时间较长，家有老小，不能顾及家庭，心中难免担忧。黄先生就组织课题组的年轻老师周末到出差的同志家中干家务，打扫卫生、洗被子，送去同志们的关怀和温暖，解除他们的后顾之忧。对一些年轻的同志，黄先生更加关心他们的成长，经常给他们创造进修深造的机会，不仅使用人，更加注重培养人，使之早日成才。我们70年代末在华工读研究生时，锻压专业虽然历史并不是十分悠久，但在他和肖景荣等老师带领下，全体师生团结奋进、生机勃勃；教研室硕果累累，一片蒸蒸日上的气象。1978年文革后首次晋升高级职称时，全校破格由讲师直接晋升教授的仅有两人，而两位都在锻压教研室，即黄先生和肖景容先生。晋升结果登在省报上，当时我们作为锻压专业的首批研究生，都感到十分自豪。1984华工的锻压专业通过了博士点评审，成为我国首批该学科博士授权点之一，1988年成为了国家级重点学科，不久，还获准成立了成形加工和模具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这也是全国唯一一家锻压专业的国家重点实验室。华工的锻压教研室已经成为了一个教学科研的优秀团队，而这个优秀团队的形成，黄先生在其中的主导作用功不可灭。华中科技大学能够在文革后，异军突起，以一个后起之秀，跻身全国一流大学行列，靠的也是黄先生等老一辈学术带头人的艰苦奋斗和他们所倡导的团队精神。
淡泊名利 无私奉献
黄先生一生勤勤恳恳，艰苦卓绝，成就斐然；但却淡泊名利，只讲奉献，不求闻达。八年多的校长生涯，鞠躬尽瘁，为学校的发展付出了他全部心血，1993年从校长岗位退下来后，他并没有止步不前，而是继续辛勤耕耘在学科前沿。除了在锻压设备传统领域继续进行创造性的探索外，还在快速原型、快速制造、交流伺服驱动等先进制造领域开辟新的方向，并很快取得具有领先水平的研究成果。虽然评选院士无果，但他淡然处之，丝毫没能影响他的工作热情。75岁以后，由于年龄原因，他已经没有候选院士的资格，但作为学校的特聘教授，他可以享有不退休的“特权”，继续做科研，为此他感到十分满足。他常常说，自己努力工作不是为名，也不是为利，只是希望满脑子的知识、经验和想法能为国家和社会造福；不然，带着它们去见马克思，实在太可惜。子女已成家且不在身边，没有什么后顾之忧，实验室---家，两点一线，成了他日常生活的全部，他天天到实验室，甚至周末都不休息，每次有事，我打电话到实验室总能找到他。直到1978年住进医院之前，他还一直在坚持上班，甚至住院期间在病房里还召开过数次工作会议，布置科研工作。最后不幸于2008年10月11日病逝于医院。
师生友谊 情深谊长
我于1962年考入华中工学院，就读于锻压专业。当时，黄先生已经是专业教研室的一位青年骨干教师了，执教我们的《曲柄压力机》课。那时该课程没有正式的教材，用的就是黄先生自己编写的讲义，文革后在这本讲义的基础上，1978年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了全国第一部关于曲柄压力机的正式教材。文化大革命中，教研室老师全部下到学生中“闹革命”，黄先生正好下到我们班，与同学们朝夕相处，坦诚相待，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文革后恢复高考，1978年我考回母校，有幸在黄先生指导下攻读硕士学位，成为改革开放后我国首批锻压专业的研究生。读研期间，黄先生耳提面命，悉心指导，使我顺利完成学业。1981年毕业后，我分到广东一所高校，由于工作上的关系，几乎每年都要回到母校，看望黄先生，或是请教于学问，或是求助于工作。黄先生也数次到我工作的学校，不仅关心我本人的教学科研，而且对我校的工作给予了宝贵的指导，与学校领导座谈，传授治校和学科建设的经验。黄先生一生热爱祖国、热爱人民，把自己的一切都献给了科教事业；在工作上不惧艰险、勇敢攀登，淡泊名利，无私奉献；在生活中，严于责己，关心他人。他的言传身教，使我受益终身。
2007年8月黄先生因病住院，我曾两次到医院探视。最后一次，先生还兴致勃勃地和我讨论了液压机方面的一个学术问题，思维仍然是那么敏捷，逻辑仍是那么严谨。想不到那次见面，竟成诀别。巨星陨落，黄先生的去世，是我国工程技术界尤其是锻压学术界的重大损失。庆幸的是，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我国的经济建设蒸蒸日上，各项事业健康发展，锻压事业也是后继有人，每年都有新的成果。去年中央颁布了“中国制造2025”的宏伟计划，制造技术赶超世界先进水平指日可待。我想，当黄先生在天之灵看到这一切时，应当感到欣慰。
孙友松 2016.4.28
